中元节过后，沉甸甸的心里总觉得有一些事情没有做。一向没有写下一些关于母亲的文字，此刻的脑海里浮现的一幕幕是那样的清晰，只是我的文字太过肤浅，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沉重。

但丁说：“世上有一部永远都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我的母亲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灌云农村（现圩丰镇洋桥附近），和那个时代出生的大多数女性一样，因为家庭困难没有上过学，就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用老辈的俗话来说，就是“斗大的字，也认不得几个。”

因为没有上学读书，也就跟“三好学生”无缘了；在盐滩工作期间，无论是先前的“半日制”工人，还是后来“大跃进”时期的合同制工人直至退休，得到的荣誉就是一本退休证或工作期间组长的几句口头表扬，所以母亲在这个世上生活了81年，没有获得一个荣誉。

我曾问过母亲：您默默无闻在盐滩上辛苦了大半辈子，连一个荣誉都没有，遗憾不？母亲笑着回答说：“傻孩子，像你妈这样能有份稳定的工作就已经不错了，许多人还不如我呢？啥荣誉不荣誉的，知足吧……要说荣誉，我把你们姊妹九个，一个个拉扯大，就是最大荣誉！”

是的，“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在我和我们全家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一些熟悉的外人心目中，母亲的荣誉才是最多的，也是至高无尚的。

母亲与父亲结婚前，父亲就已经参加工作了，成为一名正式盐工。结婚后，为了支持父亲工作，母亲一人独自默默挑起侍候老（奶奶）、抚养小（大姐、大哥和叔伯二哥）的家庭重担，为了一家的吃喝拉撒奔波不停，风里来，雨里去，没日没夜地操劳，没有一丝的怨言。随着二哥、二姐的降生，家庭生活负担越来越重，仅凭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全家生活已难以维继，无奈之下母亲在既要照顾好家庭生活的同时，又兼职干起了所谓的“半日制”工人（后转为合同制盐工），其中的艰辛只有她自己知道。

当我们兄弟姊妹九人（包括叔伯二哥应该是十个）一个个长大成人，能够为母亲适当分担家务的时候，又一个个或参加工作，或下放农场、农村，或结婚嫁人，让母亲始终是家庭的主要劳力直到父亲80岁去世那年。

由于家里的大多事务有母亲操持，父亲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操作的领滩工作之中，不仅操作的盐产量在小组乃至工区出类拔萃，而且还多次被评为工区的先进生产者。

大我六岁的三哥初中毕业就被分配到青口盐场工作（那时盐场职工子弟就业大多是顶替父母工作，真正分配工作的灌西仅有两次），几年后调到徐圩盐场化工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赢得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好评。从普通工人成长为化工厂厂长。工作期间获得了很多荣誉，特别是后来从事化工厂管理工作成绩显著，每年都会捧回一些奖状或荣誉证书。

我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尽管不多但也有几次被评为“三好学生”。参加工作后（1977年灌西最后一批下放到国营五图河农场），我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从一名普通农工，成长为农场基层的管理人员。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我荣幸获得了灌云县人民政府授予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奖状拿回家后母亲别提有多高兴，还专门用相框装饰挂墙上。1988年回场后，先后在基层或机关管理岗位工作，也曾获得了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通讯员（信息员）等大小荣誉几十个。

我的其他几个哥哥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们有的在学业上，有的在工作中也取得不俗的成绩，各自也都获得过不少荣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圩下原来的三间老屋未拆除之前墙壁上都贴满了各种奖状。

圩下三间老屋尽管显得简陋，但满墙的奖状却一尘不染、格外显眼，遗撼的是没有一张上写着母亲的名字，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小组的考勤表上或工区的工资表上有母亲的名字外，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母亲的名字，甚至连我家各种供应本、户口簿也都是父亲的名字，母亲对此却不以为然，从不计较。

母亲是个荣誉感非常强的人，她常以家里拥有众多的奖状为荣，这些奖状几乎全都是母亲亲手贴到墙上的。尽管她不认识字，甚至连父亲和我们兄弟姊妹的名字也不认识，但她却清清楚楚地知道哪一张奖状是谁的，每当有邻居或客人问起来，她都能如数家珍一样滔滔不绝给人介绍，从她脸上也能流露出自豪感，好像这些奖状就是她得的。

这也让我想起曾经唱过的一首歌：“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我们家每个人获得的荣誉都有母亲的一份贡献和功劳。按照这样的说法，母亲才是我们家获得荣誉最多、获得荣誉最高的人。(许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