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正山

    七十年代末我在工区临时就业，那部黑胶木外壳摇把式电话机，是工区的主要家当之一，假如干部们都外出去，必须留人看守电话，那是接收上级领导指令的重要渠道，马虎不得。我也按照领导吩咐，经常担任看守电话的重任，有时也经常接到职工家属从外面打进来的电话，工作在盐场以外的家人回家一趟不容易，公交车只能通到猴嘴，从猴嘴再往家里，却要步行十来公里，因此，圩下的家里与猴嘴、新浦之间显得很是遥远。如遇职工想要联系外面的家人，先要摇通场部总机，再转盐务局总机，请盐务局的总机拨号，才能连接到市区电话，也是通过口口转达通告信息。遇到外线占线，还要一遍遍反复摇通总机，总机有时也很烦。我能帮着人们接打电话，没少受到乡里乡亲们的感谢和赞扬。我自己也偶尔用一下电话，与亲戚朋友联系一下，感觉挺好，很便捷。有的盐工出于好奇，尝试着摇起电话，见到果然有人应答，问他要接哪里，情急之下他告诉总机“随便新浦连云港”，总机哭笑不得，也被同伴传为笑话。改革开放以后，单位与外埠进行业务联系成为常态，电话沟通十分不方便，不得已采用电报形式，有时候我一天要跑好几趟邮局发电报，简单明了互通信息。

    1986年前后，台北盐场终于告别了使用几十年的摇把电话，添置程控自动交换设备，场内实现直接拨号通话，号码为三位数，话机有转盘拨号的，也有数字按键的，如果要接通市话，也不用经过盐务局总机，只要拨通场内总机，报上号码就行。连通电话的线路也由以往裸露的铁丝线改为电缆。原来一步电话一条铁丝线，改造后一根电缆能容纳几条、几十条电话线路，从那时起，普通职工家庭也可以申请安装电话，但随着用户不断增加，线路显得很紧张，行话叫“门子不够”，还需排队等待。仅过了几年时间，台北盐场的内线电话与中国铁通联网，通过总机接转电话逐步成为历史，号码由三位数到七位、八位，直接连通到全国甚至国外。周围邻居雨后春笋般地安装了家庭座机，好多亲戚朋友家都安装上了，我们家经不住诱惑，借钱凑够了两千多元，通过关系搞到了一张优惠券安上了座机。

    无线通讯开始兴起时，俺们普通百姓与那一两万的“大砖头”是无缘的，一般情况下是公费配给单位主要领导使用，或者是暴发户们标榜身份之物，在亲友忽悠下，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买了部BP机，只能被呼叫，找个电话亭回过去，充其量也只是“半通讯”。同事间流传着一个故事，某君借朋友BP机玩玩，名片赫然印上传呼号，随着名片广而告之，被多年没有联系的几位朋友呼到，连续接到出礼邀请，一周之内出了三四份礼，真像哑巴见了娘，有话说不出。

    生活在提档，通讯也不断升级。自打用上手机以后，的确给工作生活带来了很大方便。随时随地掏出手机看看，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习惯，手机的费用在降低，手机的功率也不断增加。进入微信时代，开始时候听人家说手机就像一台电脑，我似信非信，并没立即接受，心想，那么大的台式电脑有时候卡顿，网络信号都时常中断，小小手机能替代电脑？但当我自己用上智能手机，开通微信，尝到了网络的甜头。两人之间视频连接，就像在对面讲话，过去连想都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