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可明

历史悠久、产量巨大的淮盐，向为朝廷财收所倚重。唐肃宗时刘晏起至晚清，历朝历代盐法改革多有举措，而每每始自于淮盐。清朝中后期从道光朝十一年（1831）至同治十年（1872）短短四十几年间，淮盐区就发生了“废引改票”和“寓纲于票”两种完全相左的盐法改革。盐史界公认的废引改票是正向的创新性的盐法改革，而寓纲于票则是一种异化的复旧性的盐法改革。本文仅就寓纲于票盐法改革的真正完成者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的一些改革行为作一点表述和浅析，欢迎指正。

清道光年间，面对淮盐在纲盐法（亦称引盐法）下渐行渐衰，清廷财源日见减量之窘境，朝廷遂将淮盐归属两江总督统管，即委政绩卓著、力主改革的陶澍任之。陶澍于道光十一年（1831）起，为彰显淮盐优势，恢复并巩固淮盐在全国盐区中课税独大的地位，确保清廷国库财收稳固不减，他先于两淮之淮北盐区（古海州地域）试行废引改票，大获成功。后任者陆建瀛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淮南盐区推行废引改票，也同样成效斐然。故有清廷主管钱粮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在咸丰元年（1851）比较引盐制与票盐制后，得出票盐制比引盐制有六大利处，提出“为今之计，―――莫若使各省改长商（大盐商垄断经营）而行票盐。”有了朝廷这样的评判，票盐法该是大行其道了，淮盐以及其他仿效票盐法的盐区都定会有一个大的跃进。但是，历史走向并非封建朝廷能够掌控的。

清咸丰年间，声势强劲的太平天国革命席卷而来，票盐法已不能再向全国各盐区深入和推进了，就是创始票盐法的淮北和推行票盐法的淮南，也因长江航道被太平军控制，及其后来太平军在南京建都为“天京”，其盐产也无法运输到自己的销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和省内淮盐食岸江宁、仪征等地去售卖了，票盐法自然也就中断施行。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革命被扑灭，清政府主要依靠的军力是湘军和淮军，湘军统帅曾国藩、淮军统帅李鸿章是故都加官晋爵，先后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历时长达15年的战乱，两淮的食盐生产和销售都遭受其苦其灾而处于颓势。曾国藩为整理两淮盐务，在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时，实施保价整轮盐法，以600斤成引，每500引（大票）、每120引（小票）为运销淮盐基数，一改票盐法“以10引起票”之便商办法，非富商巨贾不能行贩，这就已经与票盐法的基本要义不相符合了。同治四年四月（1865年5月23日），曾国藩奉旨北上督师剿捻（农民起义军），由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负责为剿捻调兵、筹饷，同时兼理两淮盐政。后因曾国藩剿捻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一，即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而曾国藩复归两江总督之任。 

李鸿章管理两淮盐政仅一年半时间，又是代行之职，本该对历史悠久、量巨销广、盐课最丰的淮盐不能如何的指手划脚，只因他与曾国藩的特殊关系和他的能力，还是在淮盐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些许值得后人去研究的东西。

李鸿章年轻时曾拜曾国藩为师，受其所教颇多，其组建淮军也是经曾国藩指导，就连江苏巡抚一职亦为曾国藩所荐，对曾国藩是心悦诚服，崇拜得五体投地。署理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时，清廷是刚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即投师讨伐另一支农民反清义军，财政上自是拨解军费见绌，淮盐这个重要的黄金宝库之源须臾不可搁置一边。李鸿章深知淮盐与大清朝廷息息相关，可他又一时拿不出超过票盐法的更高更妙招式，只得循其师为而为之，效法曾国藩。

李鸿章向曾国藩讨教挖掘淮盐之利以资剿捻军饷之法，给了曾国藩一个通过别人的施政来实现他的整理淮盐盐务的机会。曾国藩自己也曾说过：“陶（澍）行票法，意美法良，商民称便”，且有14年前清廷户部对票盐法有“六大利”之肯定及推行票盐法议案，自己和李鸿章都不能全盘推翻陶澍的票盐法，至少不能丢掉票盐法这个行之已见成效、多个盐区仿效成功，特别是朝廷大加肯定和赞赏的盐法名目。可是自己已经走出了异化票盐法的第一步，淮盐不能再回到陶澍票盐法的轨道上去了，他和李鸿章都不能去施行原汁原味的票盐法了。所以他授意李鸿章不改票盐法之名，却于票法中参以纲法。恩师指点，学生当承，李鸿章就无他顾地来施展自己对淮盐的盐法改革动作了。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当月，就接到淮盐销区湖南、湖北二省盐业招商局官员报告，当年该二省淮盐计划销售199937引（每引净盐400斤），如此巨量之盐，假如一次性地卖出行盐照单（贩盐手续）于盐商，因为淮盐利重，盐商必争相竞运，而淮盐中枢扬州是按序发盐，易导致销售环节秩序紊乱，争盐争船，抢运抢销，纷争必起，还可能引发私买私卖之弊。对此，李鸿章一锤定音：根据淮南盐的产量，分别湖南、湖北，以500引为一票，制作一签，编码定号，抽签定序，“令已认之商贩，预纳后运盐厘及报效捐款，即将原诸商名续后纲之引，循环给运，不必再招新商。”他规定：领取盐票参与贩售淮盐的盐商，必须在当年向清水潭（高邮县境内淮南盐区食盐由内河运往扬州盐栈的必由之路）水利工程捐过银两，每票捐银400两，“从此按年准其循环给运（即每年都安排销盐计划由其贩销）。”这种报效捐银的盐商范畴，又被扩展到销盐往江西、安徽的盐商，往江西贩销淮盐，每引捐银1两4钱，安徽1两。盐商同时要预交盐厘（属于盐的附加税，清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始在两淮盐区抽取，后推行至全国），淮盐销售湖南、湖北每引1两，江西2两。盐商捐银、纳课、交厘后，方可从扬州淮盐总栈运盐贩售。一票食盐售罄，官府随即发给新的一票照单。如此循环递运，永为世业，“更不许新商羼入（混杂、掺杂）”。

史界称盐商取得票本前的捐款谓之“票本”，为票商专利，质同于引盐制下引商的“窝本”，代表着这些盐商拥有了贩销淮盐的“皇家特许证”。“捐输票本”实际上是官府向盐商堂而皇之的索取。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在淮盐运销上实行过“招商联保”，作为票本捐输的配套措施，以利“寓纲于票”更加顺利、完善地施行。陶澍废引改票改革关键措施之一是革除浮费，即盐课盐价运杂费外，官府不得再向盐商伸手要钱。李鸿章继其师曾国藩打破票盐法“以10引起票”一规后，又打破“革除浮费”一规。这种50倍于票盐法的申购基数、贩售前先行捐钱纳税交厘之法，自然就把资本不十分厚实的中、小盐商排挤出了贩售淮盐的行列，着实是达到曾国藩、李鸿章不废票盐之名、而行纲盐之实的宗旨，历史性地将陶澍、陆建瀛的票盐法取代纲盐法翻了个个，这样一个对纲盐法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实是完全恢复了纲盐法在淮盐运销中的运作。李鸿章“寓纲于票”的盐改方针及其具体施政行为，被后续两淮盐政以及他省盐政沿袭并推广使用。同治八年（1869），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马新贻，令淮北票商捐银30万两，也准其循环转运。同治九年（1870），两浙盐区也仿两淮，实行“按票捐输，捐款后给予执照，循环转运，不另招商”。可以看出，晚清时期一改票盐法而另行新法的首倡人是曾国藩，但充实、完善、推广实施者应当说是李鸿章。

在主政两淮盐务短短一年半时间内，李鸿章为了寓纲于票之法顺利推行，并早见、多见其效，对属下盐务官吏不乏指教和管束，这也折射出他是个朝廷利益至上、厉行管理的人。一份同治五年（1866）三月初一的奏章批复，可见一斑。此件云（标点符号为笔者添加）：“同治五年三月初一日奉上谕，李鸿章奏特参庸劣不职之盐员，请分别革职摘顶一摺。知府衔两淮候补运判韩茂萱承办轮规，胆敢于薪水之外私派局用，取诸商贩，实属不知检束；角斜场大使奎书，册报煎墩（淮南盐区煎盐处所）既有浮多，且私增卤锅（淮南盐区煎盐器具）四百十三口，且隐匿八年之久，迨经李鸿章饬查，复敢捏词掩饰，居心实不可问；历任该场大使候补大使章宪文、陈皓、候补运库大使吕承业、候补知事马书城，狃于积习，久匿不报，均属有意含混；通州分司（两淮盐运司所辖三个分司之一）郑士彦有督煎（监督煎盐）之责，从前未能查报，究属玩忽。余东场大使李余庆办事颟顸（糊涂又马虎），（对）于灶户（产盐人）聚众阻挠清厘沟界重案，并不认真查缉；庙湾场大使蒋绍镛嗜好甚多，废驰场务；草堰场大使张恩泽庇商欺混新旧撇数。此等庸劣不职之员，自应分别惩办，以肃鹾政。韩茂萱、奎书、李余庆、蒋绍镛、张恩泽均著即行革职，郑士彦、章宪文、陈皓、吕承业、马书城均著摘去顶戴，以示惩儆，该部知道。钦此。”

应当承认，李鸿章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是个有大志有魄力者。其在淮盐区秉承其师曾国藩衣钵，推行逆反于票盐法的所谓新盐政，并非个人利趋而胡为，实是以维护朝廷利益为中心的。朝廷利益为大，不光是李鸿章“寓纲于票”新盐政的政治出发点，也是其一贯的行为准则。他卸任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后，接替曾国藩督师剿捻，胜而荣获清廷于同治七年（1868）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次年兼署湖北巡抚。在湖北督抚官位上，他竭力维护“川盐济楚”，而这正是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与曾国藩主张一致地要改变的事情。川盐济楚缘于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起义军控制了长江航路，淮盐无法溯江而上运至自己的销区湖南、湖北等地，百姓食而无盐，军饷需而无补，朝廷痛失淮盐课入六百万两银。清廷决定借销川盐于两湖等楚地。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被镇压后，长江恢复通航，淮盐更渐为复苏，时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的曾国藩提出收回楚地复归淮盐销区，其得意朋党李鸿章也声声同呼，极力附和。但当他封官楚地大吏后，同治八年（1869）七月二十九日则上疏称“川盐课费其指款坐拨者，每年荆州满营二十一万有奇。户部十万，内务府五万，固本京饷六万，荆、宜留防水师二万数千两，皆丝毫不容短缺。此外，甘肃协饷、本省年饷大半取给。”是故，他坚持“川盐行楚未可遽禁”，并提出六个原因作为坚持已见的理由，不赞成恢复楚地为淮盐的专销地区。同治十年（1871），两江总督曾国藩又提出一个折中办法，湖南、湖北两省，划地行销淮盐、川盐，仍未获取朝廷利益至上、在楚言楚的李鸿章的认可。直至光绪二年（1876），两湖才复为淮盐销区。不过，这已与曾、李意见相左不再关联。因为李鸿章早已不在楚地为官，曾国藩也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3月12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