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述及古代迄至建国后第一个十年

□  胡可明

盐是人类必食之物。自上古至民国，盐利造福于国，造福于商，也一定地惠及于民，关于盐的文字数不胜数，但直接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者迟迟未有一个恰当的称谓。迄至中华民国，始称产盐人为盐工。

一、从奴隶到“盐工”

公元前2000——3000年间，舜帝于山西解池边弹五弦琴唱“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山西解池之盐（又称河东之盐）是自然形成的盐，附近人民可自由采掘食用，亦可运输于外地售卖。舜帝歌中的“民”既指采掘食用之人，亦指运输售卖之人，均非食盐生产者。

据史料，我国雇工产盐，最早于春秋时代。《管子·轻重篇》载：“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庸”即煮盐之雇工。但此时产盐人非为专职专业，是亦农亦盐，种植季节忙于农事，非种植季节受雇煮盐。

秦统一天下后，官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而使奴隶从事制盐、冶铁。”说明秦朝是以奴隶产盐，朝廷尽收“百倍之利”，比只收盐贡、盐税高二十倍。

西汉建立，贵族豪强招募亡命流放之人煮盐获取暴利。《史记·荆燕吴传》：“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因国家财用匮乏，管理、收割盐利以佐国家之急，始有募民煮盐之制，至此产盐方成为正式职业。但其后桓宽所著《盐铁论》中写道：“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成奸伪之业。”可见贵族豪强所役使的产盐人尽为流放之徒，因不属国家掌控且盐利不归国家，尚不能视为正业。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财政官第五琦实施新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产盐者名为亭户，除部分为固定产盐人，仍多以游民充当，免其徭役，产盐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为特殊职业，产盐人也渐成为一个隶属盐铁而不隶属州县的特殊群体。五代时对产盐人称谓没有仿照唐代，而称为灶户。

宋代对产盐人的称谓及管理等，越过五代之规，而上沿唐代。往往将罪犯充作产盐之役，并称产正盐的为亭户，产浮盐的为锅户。《宋史·食货志》载：“环海之湄，有亭户，有锅户；有正盐，有浮盐，正盐出于亭户，归之公上者也；浮盐出于锅户，鬻之商贩也。”元代沿称产盐人为亭户，亦称亭民或灶民。

明代多称海盐生产者为灶户，而在稳定产盐人群体上更为强制。因驱元战争及诸路义军混战，国家一片丧乱，旧有产盐人，流亡几尽。洪武初年，为了国家财政，乃大批量地签发盐场附近州县良民、被征服地的人户充为盐户，徒罪人更是去向首选。因张士诚于吴中称吴王，占踞了苏州、松江、嘉兴、湖州一带，亦称吴王的朱元璋与其逐鹿多年，而终胜张吴王，明太祖朱元璋恨苏、松、嘉、湖之人效力于张士诚，尽籍没诸豪族及富户之田为官田，迁徙其百姓背井离乡，部分异地垦作，大多充为盐户。清《两淮盐法志》如是记载。此史实在民间则演化成传说“洪武赶散”或曰“红蝇赶散”，咒洪武迁民等同于金、元时一种毒蝇咬杀人类致百姓被迫大搬家以躲避此灾祸。上世纪七十年代前的不少老盐工就说其家族是被“洪武赶散”而至盐场的吴地人。向两淮、两浙盐区役民制盐，徒罪充盐，在明代各朝得以延续和强化。

清代沿袭明代稳定产盐人群体的做法，清代盐法也在前代基础上犹趋完备。清初顺、康年间采取了一系列恤灶固商办法，产盐人逃亡渐少，罪囚充役于产盐已不多见。清代及至民国北伐统一以前，产盐人尚无统一名称，大致晒法产盐者称晒户、晒丁；煎法产盐者称灶户、灶丁。连云港市境则一直沿袭明代对产盐人的称谓为“灶户”，直到解放。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起，国民政府官方始称产盐人为“盐工”，但也仅限于官方文字中。民国“盐工”范围较广，凡直接从事于产盐、运盐、盐的仓储、修造产盐用具之机工、铁工、木工、竹工等，均称之。建国前淮北盐区盐工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劳资合一，多系自滩自晒，一切产盐工作，均由其家人分别承担，类似于农业自耕农。如旺产忙不了，临时雇工补充；二是长期受雇，拥有盐滩者自己不参加产盐操作，委托于长期雇佣之盐工，产量高低与盐工无关。盐工受佃于雇主，子孙相接，其关系颇似农村之地主与佃农。

二、盐工的苦难

民国及以前，淮盐区制盐人世代从事制盐劳作，由于生产环境非常恶劣，生产工艺原始落后，特别是始终处于官府、富商大贾、池滩所有者及其附庸者的层层压迫、剥削之下，劳动所得极其微薄，温饱难以维持，甚至还会被兵痞土匪、流氓恶棍“敲竹杠”榨取血汗钱。

唐诗人刘禹锡有诗《贾客词》，其序言：“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世间财富是有限量的，盐商之巨富，必有制盐人和广大下层食户之极贫。白居易的《盐商妇》诗也有类似的委婉描述。宋《太平寰环记》载：“亭户（制盐平民）不避盛夏隆冬，专其生业，妇女淋卤，壮丁煎盐，自子至亥，昼夜不停。”一家男女几乎是不休息地忙碌着制盐劳作，这是何等的辛苦啊！北宋时，淮北盐区共有亭户825家，制盐者2894人，平均每户3.5人制盐。尽管“岁不停日”地忙碌，“所得之薪，不敷月食”，所受剥削程度是何等的深重！

明初有4万多苏州、嘉兴、松江等地居民被移居到两淮盐区加入制盐之业。至嘉靖八年（1529），两淮盐区有灶户27295家，灶丁（直接制盐人）68238人。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明代文人任宏远在《盐丁叹》诗中写道：“天雨盐丁苦，烈日来往盐田中，斥卤满地踏霜花，晒盐朝出暮始归。天晴盐丁苦，赤脚蓬头衣褴褛，更来枯蓬连根煮，食罢相看泪如雨。”终日重荷，衣不蔽体，食草连根，悲惨之极！明代淮盐区盐民诗人吴嘉纪因目睹制盐人的极疲惫之劳作，极艰苦之生活，极凄惨之处境，描写他们苦难的诗作很多，特别是对盐官欺压盘剥制盐人的暴行丑行多有揭露和鞭笞。其诗《临场歌》写的是盐运司或盐分司官员骑马坐轿到盐场，盐场场吏看到前来迎接并被使唤的制盐人不多，则挨家挨户茅舍驱赶集结之，逼迫他们凑钱买酒买肉宴请盐官，有不服者则被打落牙齿。这边是高堂之上花天酒地，鼓乐喧天，那边是街市上灶民卖儿鬻女，以充盐税。

清代，为控制灶民逃亡，雍正六年（1728），立法对灶民实行“十家连保制”，一家逃亡或有犯罪，另九家连坐。乾隆五年（1740）随着灶户相对稳定，法规稍有放缓，但仍有严格约束，只是由“十家连保制”改为“五人互结制”。乾隆四十一年（1776），两淮盐区有直接制盐人69885人。淮南盐区因仍为煎盐，另有提供柴草的烟户灶丁562302人，烟户灶丁同样受“五人互结制”约束。嘉庆年间，淮北3场（板浦、中正、临兴）有灶籍14349户，制盐男女67232人。“连保”、“互结”使制盐成为灶民和烟户的世业，改业绝对不被允许。那么他们的生活稳定且无忧吗？清末文人田北潮在《说盐》中写道：“灶丁受虐，其状甚惨，吾历诸场，见灶民祼居而草食，胫肘生盐霜皆成腊肉┈”制盐人缺衣而光着身子蜷缩在茅舍，少食而不得不吞咽盐蒿草种，海英菜是常食之物，长年炎夏寒冬在卤水中浸泡，加上关节炎、胃炎等多种疾病折磨，人形干枯肤色黑褐。

民国元年（1912），淮北4场（济南、板浦、中正、青口）有灶民8860人，临时帮工（称季节工）4290人。至解放前的1948年，淮北4场有灶户2569家，制盐男女8436人。产盐为最艰苦之职业，连云港市境淮盐生产者，在劳动强度、历风经雨、寒暑作业等方面，犹烈于农民。他们住在荒僻的海滨，全年奔跑于遍地积卤之盐滩，在寒风烈日之下，辛勤工作。如遇台风暴雨，还不得不到盐滩抢收盐斤。盐滩为斥卤之地，草木不生，饮则缺乏淡水，食则缺乏菜蔬，且极易患上砂眼、胃病、湿气、关节炎、腰腿病、手足癣等职业病。民国二十年，国民政府在淮北盐区设置盐场整理委员会，疏浚了几条河道，修建了少许道路，并欲筹建盐民学校。民国二十六年，在国民政府盐务总局组织法中，虽然列有“关于盐民生计之改良及失业盐民之救济事项”，均未能真正实施。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南京学者李旭旦到淮北盐场考察盐民生活状况时写道：“制盐之灶民，大抵只有茅舍一间，弯不盈身，一家老小数口，团坐其中，丰岁食玉米，歉以盐蒿充饥，浑浑噩噩，诚非人生活也。”灶民租用垣商（亦称场商）的滩场制盐，要将产量的一半交为租金。垣商在收购灶民所剩之盐时，强行压低盐价。而垣商都不住在盐场，只委托“牚管”管理灶民生产，收取灶民盐斤入垣。这“牚管”成为封建把头，他们还要提取灶民所产盐量的一成至一成半作为各种名目的手续费。

海盐生产者傍海而居，历朝历代封建政权只是贪得无厌地搜刮盐利，无有建设挡潮防汛设施，每次大潮海啸都会夺去灶民生命，滩毁盐化，茅舍漂尽。民国二十八年（1939）七月十六，淮北盐场遭遇海啸来袭，灶民淹死千余人。海啸过后，盐滩荡为泽国，所产海盐化为乌有，制盐工具悉数漂走，存活的灶民无力恢复制盐而致生活毫无着落，除了外逃别无生路，没外逃的则是天当被地当床，海英菜为食。济南盐场西半场（现灌西盐场）有一条圩子8户人家，一天饿死6人。中正盐场张圩坨20户人家，就有19人饿死。全淮北共饿死286人。当年冬天又有近60人冻饿而亡。为了谋生，海啸第二年（1940），淮北盐场有399个灶民被日伪勾结硬哄强拉去东北煤矿干活，解放后仅剩57人死里逃生。淮北盐场流传民谣云：“日伪官僚加垣商，压榨灶民似虎狼，一生出力当牛马，卖儿卖女去逃荒。”

三、盐工的新生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淮北盐区的部分制盐人已经与当地其他阶层的人民一道，分享了摆脱压迫剥削的喜悦和自由的生活。1940年11月30日干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干于境内的柘汪、海头、九里等小盐场已经在抗日民主政府的控制之下。其后，青口盐场的产、运、销、盐税征收都在我八路军管辖范围，盐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产盐人获得了新生。在盐阜地区，新四军3师和当地民主政府妥善安置因淮北盐区沦陷和海嘨逃往的灶民，并由济南盐场逃荒来的顾开金于1941年领头铺筑两份盐滩，当年产盐2000担，发展成了规模的盐场，被命名为“新滩盐场”，场区人口3200多人。到1945年，该盐场产盐1.5万吨，有力地支援了盐阜地区的抗日战争。顾开金和那些由农民转业而成的产盐人，都在自由地产盐和生活。

1948年11月7日，淮北盐场全境解放，全淮北产盐人真正彻底地走出了封建官僚、军阀、盐商等统治、剥削、压榨的阴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冬季，淮北盐务管理局从外地运进小麦、玉米650万公斤，按盐滩面积大小分配，每份滩每月100——150公斤。1950——1952年，盐工平均每年领到粮食626.5公斤。此时,淮北盐场还处于一家一份盐滩的以家庭为生产单元的时期。盐场虽为滨海斥卤之地，不近城市，但后来国家仍然对盐工实行口粮月定量供应制度。起初有部分粗粮，后全为大米、白面，还有食油。与盐工一起生活的直系亲属人人有份。口粮数量分男女盐工略有差别，孩子分年龄段定量不同，但食油是人均定额。

1950年3月，淮北盐场第一届盐工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盐场总工会，广大盐工有了当家作主的自豪感。生活困难的解决，政治地位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盐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工作热情。1949年产盐30万吨，恢复到沦陷前的水平。1950年继续增产至32.24万吨。1951年春，淮北盐务局为22名盐工劳动模范新建“模范房”66间，使得祖祖辈辈窝居茅舍的盐工纷纷努力生产争当劳模。其时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淮北盐务局掀起努力增产、捐献“淮北盐场号”战机的大生产热潮，在争先进、更爱国的情愫激励下，当年产盐59.11万吨,超额完成捐献战机20.4亿元(旧人民币)的任务，盐工当年享受粮食人均2325.5公斤。1952年，全淮北盐滩94%以上参加了集体生产组，走上了集体化道路。1953年起，淮北盐场实行八级工资制，盐工在分配制度上仍以计时加计件的形式，多产盐多得现钱。到1956年，盐工年人均收入五百多元，1959年又根据国务院规定人人晋升一级工资。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盐工的日子都比较好过。

鉴于盐业生产为户外作业，寒冬冒着风霜雨雪，炎夏顶着炎炎烈日，多种职业病频发。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领导成立的新的淮北盐务管理局就着手创建盐工医院。1946年6月，淮北盐场有史以来第一家盐工医院——淮北盐场医院即办得初具规模，院址设在陈家港。后因国民党反动派重开内战，淮北盐场医院被迫转移、分解。1948年全淮北解放后，淮北盐务局划分为云台、灌河两个分局，也分别办起了两个医务所。1949年淮北盐场又吸收一些新浦地区有名望的医生如路忠平等加入盐业医疗队伍，组建成后来的淮北盐场工人医院。淮北盐务局所属各盐场也都相继建立了医院，各生产工区建起了分院或卫生所，盐工生病随时免费就医。

1952年起，盐工每月发放蓑衣、斗蓬、草帽、草鞋、垫肩、袜套等劳动护具。1958年增发雨衣、高筒胶鞋、棉手套。其后，劳保护具品种渐增，质量更好，实用性更强。1953年，淮北盐务局在海州开办了一个40张床位的疗养所，生产中贡献突出及患职业病严重的盐工，分期疗养。1955年，实行盐工退休养老制度，养老金足以使这些老盐工生活无虞；因公致残，可提前退休；因公死亡，发给6个月盐场平均工资丧葬费，再按月发给其供养的直系亲属抚恤金；因病死亡的，此项待遇不变，只是标准稍低一点。

解放前盐工文盲率几近百分百。1949年冬，淮北盐场开展盐工扫盲工作，从苏北行署调进50名教师，另有千余名兼职教师，组织一万多名盐工参加夜校扫盲学习。在各圩务所开办1——2所小学，各盐场还办起了初级中学。为了丰富盐工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1949年春，中共淮北盐场特区委员会从自办的盐务干校挑选有文艺专长的青年知识分子24人，组建文艺工作队到各盐场圩务所为盐工演出《白毛女》等歌舞剧。1959年组建盐场淮海剧团，演出大型古装戏，还创作《银滩血仇》、《盐的故事》、《大海潮》等剧目，活跃盐场文化生活。1950年淮北盐场组建电影队，巡回各盐场各圩务所为盐工放映。后来各盐场都有了专职放映队，建设了盐工会堂、影院。特别让老一辈盐工念念不忘的是，建国后的十年中，淮北盐场有37名劳模、先进分子受到过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其中有7人还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十﹒一”国庆观礼活动。